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作为正面战场的关键组成部分，成为抗战中后期多次大战役的主要发生地。长沙、衡阳和常德等地的激烈战斗，均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第三次长沙会战和湘西会战更是中国军队取得的著名大捷，备受瞩目。
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这段时间正值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攻势如火如荼，日军连连击败美英军队。原本日军第11军在第九战区面前的任务仅是发动牵制攻势，阻止第九战区部队南下，以配合华南日军进攻香港。然而，作战中日军第11军企图趁机夺取长沙，却遭遇了第九战区精心布置的“天炉战法”顽强抵抗。
第九战区对日军的行动有充分预判，利用长沙周边的有利地形和坚固防线，层层设防，对日军主力发动有效阻击，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攻势力量。当日军兵锋抵达长沙城时，守军在岳麓山重炮的火力支援下坚决抵抗，经过数日激烈血战，终于耗尽了日军的战斗力。此时，第九战区各路部队迅速向长沙发起反攻，同时活跃在日军后方的部队也展开了猛烈袭击。日军第11军在战局恶化的压力下被迫仓皇撤退，撤退过程中不断遭遇我军的阻击，损失惨重。
展开剩余78%尽管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气势汹汹，但在中国战场上第九战区部队成功给予了沉重打击。参与此次战役的日军第3师团、第6师团等均为其著名主力部队，国军在正面对抗中击溃这些精锐部队，极大地提振了国内抗战士气，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今谈及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引用的歼敌人数约为57000人。这一数据源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于1942年1月22日向蒋介石上报的一份密电。电报详细列举了参战部队击毙的日军军官数目，并在末尾指出：“敌负重伤二万三千零三，阵亡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一，合计伤亡遗尸共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此外，薛岳还提及俘虏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139名敌兵。由此形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五万七千余人的说法。
不过，这一战果数字在历史研究中存在争议。日军第11军在此次会战中总兵力超过十万，但主要作战部队仅约七万，包括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如果日军伤亡高达五万七千人，必然会有大量歼灭战案例出现。然而事实上，虽然有若干知名歼灭战例，但数量和规模均有限。因此，普遍认为薛岳的报告具有一定的宣传成分。
例如，第九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曾指出，关于日军伤亡和我军缴获战利品的数据存在夸大。在日本方面的官方统计中，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阵亡为1591人（其中军官108人），受伤4412人（军官241人），合计约6000人。鉴于日军在此战中被动且狼狈撤退，这一数字显然偏低。但日军一贯在战争中对伤亡数字有所隐瞒，少报漏报现象并不罕见。
综合各方情况，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实际伤亡很可能达到数万人。虽然薛岳报告的数字可能略显夸张，但无论从战役胜利规模还是实际杀伤力看，这场战役都具备极高价值。特别是在美英军队接连败退、日军气焰正盛的时刻，中国战场能够打出这样的大胜，意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战术层面。
除了伤亡数据，缴获的日军装备数量也有相关统计。虽然赵子立提及战利品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但薛岳在1942年1月2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列出了较为详尽的缴获清单，包括步骑枪1122支、轻机枪101挺、重机枪13挺、手枪9支、掷弹筒20个、山炮11门、望远镜8具、无线电机9架、电话机6具、枪弹45095发、炮弹131发、钢盔260顶、防毒面具289具、皮弹盒44个、刺刀29把、毒烟筒106个、军马268匹及机密文件168件。
相比之下，这些缴获的装备数量显得与所谓歼敌57000人的数字存在不小差距。以机枪为例，总数不过110多挺，仅相当于一个联队的装备水平；而钢盔和掷弹筒的数量也暗示缴获的敌军规模相对有限。这是为何呢？
实际上，许多网友常常误以为杀伤大规模敌军必然会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但这是一种误解。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大部分战斗为阵地攻防战，真正的歼灭战比例并不高。日军无论是在主动控制战场时，还是在被动撤退时，通常会带走或摧毁其武器，避免遗留大量装备。此外，日军还有战败时破坏、掩埋武器的习惯，使得缴获装备相对较少。
在正面战场上，国军对日军的杀伤主要来自阵地战对射，缴获武器的难度相对较大。当时，任何缴获的日军武器即便是步枪，也被视为立功依据，配有奖励，但轻而易举缴获并不常见。事实上，第三次长沙会战缴获的武器数量已在国军历次战役中算是相当可观，因此薛岳上报的数字并未引起异议。
不过，国军缴获的武器多数未被大规模使用，原因一方面是数量有限，难以全面替换装备；另一方面则是弹药口径不一，导致难以普遍配发。大部分缴获武器更多作为战果展示和鼓舞士气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成为中国的盟友，展示中国军队的抗日实绩对于争取外援至关重要。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及其战果，在国际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传和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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