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阿尔巴尼亚商务参赞的回忆——读翟厚仁<九三杂忆>》一文推出后，有热心朋友陆续给我发来了一些关于当年中阿关系的珍贵史料。借着这些泛黄的故纸堆，我又翻查了一些史料，觉得有必要给那篇小文再补上几笔。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有时候就像人际交往的放大版。当年中阿两国好得蜜里调油时，阿方领导人要起东西来，那叫一个理直气壮。驻阿商务参赞翟厚仁在回忆录里写得明白，阿国最高领导人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更是直白：“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那股子“吃大户”的理所应当，隔着几十年的岁月，依然跃然纸上。
这种“理所应当”膨胀到什么程度？党史专家何方曾回忆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亲身经历：
一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访华，提出要借我们的原子弹在他们国庆检阅时展出，吓唬吓唬美帝和苏修，然后立即归还。这个问题连我这样的小干部得知后都觉得太可笑，中央自然给谢绝了。
何方在回忆中没提具体年份，但翻开《李先念年谱》就能找到草蛇灰线：巴卢库是在1972年11月6日来访的，而11月28日正是阿尔巴尼亚的国庆日。想来，这出“借原子弹”的荒诞剧，大致就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
其实，早在“借原子弹”之前，阿方的胃口就已经让中方感到吃力了。翟厚仁回忆，1970年夏天，以阿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再一次狮子大开口，引起了中方“大家的不满”。
翟的记忆十分精准。那次负责与阿方对接的，正是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年谱》1970年8月14日的条目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8月15日，李先念在与凯莱齐会谈时，把话说得很透：我们想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霍查同志所缔造的中阿两党的友好关系的原则，确定各项援助……但我们应当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这一点我们是要给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说清楚的。既要想到你们的需要，又要看到我们的可能。能办的，我们应该办；办不到的，或者今天办不到的，我们就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量力而行”，这是李先念道出的中方援助底线。然而，在那个被国际阵营和意识形态裹挟的年代，我们往往习惯于“算政治大账”，而委屈了“经济小账”。到了当年9月中旬，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还是咬着牙敲定了对阿经援方案。
按这个方案，成套项目大体满足了阿方要求，一般物资只满足了三分之一。即便如此，按国内价格计算，中方仍要给阿方拨款13亿元，扣除阿方在出口物资中偿还的3亿元贷款，中国实际要掏出10亿元的真金白银。
10月16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出席签字仪式，代表中国政府在这份沉甸甸的长期无息贷款协定上签了字。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际格局的坚冰开始松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一下，阿尔巴尼亚不干了，对中方横加指责。可有意思的是，指责归指责，他们伸手要援助的姿势却一点没变。
《李先念年谱》1972年9月15日记载，李先念将外交部、外经部《关于阿尔巴尼亚新的经援要求的请示》报送周恩来时，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阿尔巴尼亚提出建设要求太大了，谈判起来是一场艰苦的说服工作，基本上拟同意这个报告。请审批。
虽然没看到那次谈判的具体史料，但从“艰苦的说服工作”这几个字就能掂量出，中方对阿方的要求已经开始大打折扣了。
此后几年，中阿关系陷入了一种怪异的循环：阿方这厢继续伸手要钱，那厢却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说三道四；中方对阿方的援助，也随着这种貌合神离，慢慢收紧了口子。
1975年6月15日，阿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带着政府经济代表团又来了，目的是要中国在阿国“六五”计划期间继续提供援助。
6月16日下午，李先念同查尔查尼交了底：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积极援助。但我们认为，你们要求的数量和我们的实际能力差距太大……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确实有很多困难，请你们体谅。最终，中方拍板：只能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听完这个数字，查尔查尼当场表示“不满和无法理解”。7月3日，李先念在相关协定上签字。中方讲究“量力而行”，阿方依然觉得“理所应当”，这道裂痕，再也弥合不上了。
其实，对于中阿关系的微妙变化，中方高层也有察觉，并在舆论上开始降温。一个生动的细节是：1976年9月29日，姚文元在审阅新华社《世界革命人民永远怀念毛生席》一稿时，对文中用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来形容中阿关系提出了意见。他特意打电话给新华社说：“这是王勃的诗，不一定只用这句话，话有很多嘛。”
“海内存知己”，当然是一句好诗；可两国是不是仍称得上“知己”，在当时显然已经需要掂量。删掉这句诗，折射出当时高层对阿宣传口径的微妙转变。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而同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七大，开始公开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面对这个“填不满又翻脸无情”的弟弟，中国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钱袋子。1977年1月，对外经贸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外援助调整问题。会议决定将受援国分门别类，为缩减外援总量做铺垫。虽然阿尔巴尼亚仍被列为五个“重点对象”之一，但要求已变为“尽量承担援助任务”，不再是无底线的满足。
彻底撕破脸的日子很快就到了。1977年7月7日，阿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长文《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公然批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用十几种语言向全世界播发。在北京，各外国驻华使馆和我国政府部门都收到了这篇文章。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展现出了大国定力。7月27日，中联部、外交部向中央报送处理意见；7月31日，经华国锋同意，中央转发通报，并要求“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
这份通报定下了基调：阿方手法恶劣，是对我方攻击的升级。但从国家层面，我们不公开论战；私下接触时，可适当阐明立场。通报还特别嘱咐：考虑到阿国广大群众是好的，对在华的阿国留学生、实习生，仍要友好相待；若对方无理指责，坚决顶回去，但不予纠缠。至于援助，继续按已签协议执行。
这份通报，一直传达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当年在昌平某部服役的女兵王元元，就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了传达内容。多年后，她向我回忆起当时的真实场景：
当年大家对阿方的做法非常气愤，议论纷纷。我们援助了他们那么多，他们反而这样说三道四！通报虽然要求我们友好相待，但大家在感情上根本做不到。我们那里也有阿方的实习生，本来食堂是给他们开小灶的。通报传达后，食堂立刻取消了小灶，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平时大家也不和他们接触，立刻泾渭分明了。
民意如此，国家层面的决断自然水到渠成。
1978年1月，外交部和外经部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拖延援阿成套项目的建设。叶剑英在报告上批下八个大字：“能拖则拖，能甩则甩”。这八个字，态度已经相当清楚，几乎可以听见一扇门正在慢慢合上。
到了1978年春天，双方在具体施工问题上彻底谈崩。中方不再有求必应，阿方却依然盛气凌人，甚至几次中断谈判。4月29日和5月20日，阿外交部两次照会中国使馆，指责中国专家“蓄意损害阿经济”，在援助中“设置障碍”。6月7日，中方复照希望协商解决，阿国驻华大使竟傲慢地拒收照会。
仁至义尽，退无可退。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北京召见阿驻华大使贝哈尔·什图拉，正式递交照会：中国决定停止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停止支付援款，并撤回全部专家。
这次谈话，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交锋。中方人员先用阿尔巴尼亚语宣读照会，明确指出两国合作关系遭到破坏，全部责任在阿方。余湛说：我们给你们提供经济援助，你们却指责我们损害你们的经济；我们给你们提供军事援助，你们却指责我们损害你们的国防……至今我们仍然珍视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今后仍将保持正常关系。
而贝哈尔则指责中方的决定是“虚假的借口”、“别有用心的诽谤”，甚至反咬一口，称中国“单方面撕毁协议，承担全部严重责任”。
谈话持续80分钟，最终在激烈的争吵中不欢而散。
至此，那盏曾经被高高举起的“欧洲明灯”，在耗尽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下的灯油后，终于在冷战的寒风中黯淡了下来。中阿关系随之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冰冻期。
直到15年后的1993年6月，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普利库访华，两国才终于结束了不相往来的局面。
而彼时，世界早已换了人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终于从狂热的意识形态，回归到了务实平淡的国家利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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